低利率时代的终结与现金持有者的机遇
9月18日,人民币对美元的中间价达到了6.7521。在岸和离岸市场的汇率均突破了6.7,这创下近三年来的新纪录。同时,中美10年期国债的利差深度倒挂,达到了约330个基点。按照经济理论,美联储如果加息,通常应会推动美元走强,而压低人民币的汇率,然而实际情况却与之相反。这一现象表明,虽然利差理论上占据重要地位,但在面对实实在在的资金流动时,它往往显得力不从心。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当前的利率周期及其背后的原因,尤其是四十年来持续下行的趋势是否走到了尽头。
当前,许多外贸企业手中握有大量的美元。根据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8月,中国的出口同比增加了14.6%,单月出口额达到了401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了25%。这些到期的美元被兑换成人民币,形成了一股强大的结汇潮流,推动着人民币的升值。在这方面,中国所面临的经济压力与欧美国家截然不同。欧美的加息令许多债务人感受到更多的负担,而中国则经历了资产价格的调整及居民积极去杠杆的过程。据统计,2026年第二季度,中国家庭的杠杆率降至57.7%,并且住房贷款已连续13个季度出现负增长。今年7月,居民贷款的单月减少额达4603亿元,这一降幅是历史上最大。
在今年初,随着利润新政的实施,一线城市的核心地产风险得以化解,未来的市场争夺战很大程度上将依赖于现金流及对耐心的考量。那些有实力的投资者可以选择性地进入市场,而那些曾盲目加杠杆的投资者将不得不被动接盘。
尽管低利率时代即将结束,但这并不意味着利率将永远保持在高位。经济周期依然存在,且若发生衰退,中央银行随时可能降低利率。不过,过去四十年来那种“一次次更低”的趋势大概是不会再出现的。未来的利率变化可能更像是一条锯齿线,时而高过4%、低至3%、波动较大,且整体趋势呈上升态势。
如果我们将时间推回到20世纪80年代初,当时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将利率抬升到20%以上。自那以后,全球主要经济体的利率便一路下滑,降至低至接近零的水平。这条四十年的下行轨迹帮助几乎所有资产的价格显著上升。推动这一现象的因素诸多,包括全球化将中国、越南、印度的低成本劳动力整合到同一贸易体系内,中国的高储蓄率为市场提供了充足的资本,技术的进步则不断压低商品的成本。低通胀环境让中央银行在面临衰退时手中总有大量降息的空间,从而助推了资产价格上升,这一循环持续了三四十年。
身边常常能见到一群人在2016年前后选择了在深圳、上海和北京购房,那段时间贷款利率还享受了八五折。如今,他们常在谈起自己当年的聪慧决策。但是如果以当时的贷款条件为基准,假设利率不是4.5%而是9%,月供消费成本将翻倍,许多人可能根本无力承担这样的购房压力。低利率时代为普通人带来的好处在于使未来的收入以极低的成本提前支配,这就是利率的另一面——时间的价。
然而,央行希望将利率降回低位并非易事,背后隐藏着复杂的债务结构:首先是债务总量。根据国际金融协会的报告,到2026年上半年,全球债务规模已经达到365万亿美元,较半年前增加10万亿;其次是利息支出。七国集团过去一年支付的国债利息近3.3万亿美元,远超过全球年度军费开支;最后是到期债务问题。那些在零利率时代发行的低票息债券逐渐到期,重新借款时以目前的高利率结账将给政府财务带来重大压力。例如,日本的债务已经超过GDP的200%,预计2026财年其国债本息支出将占到政府总支出的四分之一。
再看美国,联邦债务已超过40万亿美元,而30年期国债收益率曾一度攀升至5.5%,创造了近20年的最高记录。发达经济体首要的财政支出项便是用于偿还旧债务,这限制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想要降息,又担心通胀反弹;不降息,则面临不断攀升的债务压力。这使得加息的过程变得十分艰难。
在9月17日深夜,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上调至3.75%-4%的区间,这是三年来首次重新加息。在同一周,欧洲中央银行也随之调整利率。日本央行在9月19日将政策利率提升至1.25%,创下自1995年以来的最高位。三大央行在短短九天内共同加息,过去的二十年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情况,表明各国央行在通胀压力下已别无选择。
进入9月下旬,日本1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一度飙升至3.075%,是自1996年以来的高点。财政需求也悄然开始变化,由于婴儿潮一代逐渐退休,储蓄开始减少。此外,人工智能基础设施与国防开支的增长也对资金市场形成压力。高盛的预估显示,包括亚马逊、谷歌、Meta、微软及甲骨文在内的五大科技企业,到2027年的债券发行总额可能会达到4200亿美元。它们的资本开支已经超过自身的现金储备,不得不依赖大规模发债来延续生命,与政府抢夺同样的长期资本。供给端的冲击亦已成为常态,未来依旧变幻莫测。